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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CEO 雷军：消除“数字鸿沟”，运用智能技术帮助老年人更好融入数字生活
据权威机构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以每年超过1000万的速度快速增长，到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或将突破3亿；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人，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为11.2%。同时，近年来，互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呈现全场景应用及快速迭代特征，加剧了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的困难与挑战。“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融入数字社会，是关系到未来社会运转治理、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全面提升智能技术、产品与服务的适老性已成社会热点和行业共识。”
近年来，我国老龄事业改革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进入了窗口期，国家实施的“互联网+养老”行动，在智能应用适老化领域持续取得进展，为应对老龄社会积累了经验。工信部等部门也对智能技术和智能应用适老化作出了具体工作部署，在此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标准建设和应用推广。
建议推动老年人数字化服务尽快纳入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关部门制定技术适老化的中长期目标规划，加大配套资金投入，推动各级公共数字平台及服务体系率先完成适老化改造，优先解决老人网上预约、交通出行、智能扫码等涉老高频服务事项；指导建立智能技术适老化标准体系，有关部门制定智能技术适老标准的总体要求，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共同建立专项标准体系；推动智能技术适老场景与新兴业态融合发展，引导技术适老与智能家居、智慧社区、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以产业引导为抓手，牵引智能技术适老化的应用推广；引导和鼓励全社会共同助力智能技术适老的宣传推广，为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提供培训和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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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CEO 王小川：加强数字经济产业规划、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需要
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在实践中仍存在以下三方面需要厘清的问题：重视对“数字鸿沟”的应急治理，缺乏将数字经济和老龄化社会结合全面规划的产业指引；重视政府先行和运用监管手段，缺乏利用市场规律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的激励政策；重视产业内的统一部署，缺乏对社会力量的广泛动员。
建议：
第一，不仅做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还要在老龄化社会的基本前提下考量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的全面和平衡。人工智能、5G等技术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和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力抓手。机器对人力的部分替代，会在养老等产业中弥补劳动力不足。传统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用机器人填补劳动力不足，将再次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尊重市场规律，调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鼓励扶持与综合监管双管齐下。一方面，政府通过监管底线问题保安全。对于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和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犯罪，坚决打击，重拳治理。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扶持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有益应用，通过信息化缓解医疗、教育等资源分布不均、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时，尊重市场规律，用鼓励性产业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对于普遍适用的用户需求，形成推荐性行业标准。对于积极投身适老化改造的产品及服务，纳入示范应用目录，给予推广渠道、优惠财税等激励政策，使适老化改造迸发出市场的活力。
第三，聚合社会力量，形成产业内外协同。发挥研究机构、公益组织的作用，展开针对特殊群体的需求调研、体验反馈和技能普及。发挥行业协会的专业作用，推动行业自律和协商机制。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在大众中普及对智能技术的了解和学习，为数字经济产业全面支撑老龄化社会发展需要打下共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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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移动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魏明：加快发展智慧养老机器人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不足、公共财政压力增大等社会问题，对国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加快发展智慧养老机器人能有效破解养老资源紧缺问题，促进智慧养老产业蓬勃发展。
当前，我国智慧养老机器人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产业同质化、低端化发展情况比较普遍，导致更多企业选择“积极围观”，至今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标准体系。受制于技术上的短板，市面上大多数养老机器人处于亚智能水平，功能单调，缺乏实用性，甚至有的产品直接假用儿童机器人，只具备对话、视频通信功能，难以满足养老服务需求。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养老机器人大部分仍处于实验室研究及测试阶段，个别已推出市场的产品普遍在10万元以上，价格高昂，一般养老机构和家庭难以承受，容易陷入“成本高昂、接受者寡、无法量产”的循环。
要积极引导和大力推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完备的扶持政策和法律法规，健全产业技术标准体系，尽快出台针对性的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分阶段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加快打造体系化、高效协同的产业布局。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推动精密减速器、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科研攻关和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等关键技术研发，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安全可控。
应重点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选取一批技术先进、应用成熟的项目开展试点建设和推广工作，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带动形成智慧养老机器人高端产业集群。此外还要建立健全智慧养老机器人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持续加强高校机器人相关专业学科建设，加大职业培训教育力度，加快培养技术研发、管理、操作、维修等各类急需人才和创新人才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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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懿宸：加大民办养老机构政策支持力度
加大对于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政策支持和落实力度。从融资、医保准入、连锁经营以及风险分担等领域，完善实施细则、加快相关政策落地。
整合利用现有的社会医疗服务机构特别是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有效资源，向包括民办在内的养老机构辐射和延伸。
针对养老领域前期投资大且整体回收周期长的行业投资特点，解决养老领域的资金难题，建议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专项金融贷款，未来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延伸到养老领域，增加源头活水。
由于养老服务行业投资高、周期性长且收益率低，为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建议优化及健全养老领域的税收政策，比如对于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采取阶梯式税收或从一定程度上进行减免企业所得税等。
将养老机构纳入城市规划，鼓励新建城区把养老机构作为配套设施进行建设，老旧城区通过改建扩建、租赁、资源整合等举措重点发展养护型养老机构，并鼓励民间资本共建养老机构，支持和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入到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及运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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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姜军：推进养老事业健康发展，培养老年医护专业人才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与老年人长期医疗护理人员短缺形成矛盾。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和中职卫生学校鲜有开设老年医学和老年护理学专业，有资料显示，全国只有10余所院校设有养老护理专业，难以满足市场需要，而现有的医、护、技毕业生更不愿意从事老年人的长期照护工作。
培养老年医护专业人才势在必行。“据统计，全国机构养老、居家社区生活照料和护理等服务可提供100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因此，应研究、制定出政策，鼓励医学院校或中职卫生学校开设老年医学和老年护理学专业，对就读的学生给予更优惠的政策（如免学费和住宿费、毕业后安排就业、工作后工资待遇高于其它行业等），使更多学生选择就读这些专业。妇联、养老协会等应多渠道、多方式开展职业培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
还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居家服务网络建设。“深刻认识当前我国养老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客观实际，制定出台政策措施，设立引导资金，大力发展可以提供助餐、助浴、保洁、送货等上门服务的家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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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常德临澧县四新岗镇白云村农民 沈昌健：农村养老需求大，迫切需构建国家层面服务体系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路上绕不开的现实问题，必须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让专业人才“看见”农村。
现在很多村庄都成了“老人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增多，这也说明农村养老需求大，而农村养老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员短缺。从国家层面来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尤为紧迫，建议从政策、制度、设施、人员等方面进行研究；针对特殊困难群体，构建政府兜底的农村老年人特殊救助制度，同时积极引导、鼓励、培植民间服务机构；对于民办养老院、老年服务中心等，政府应在土地供应、配套设施、税收减免等方面提供优惠，逐步建立完善以家庭养老为基础，政策服务为依托，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机制。
除了机制保障，激活农村内生动力、促进农民增收也是促进养老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
农村养老亦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支撑，如何吸引年轻人才来到农村、留到农村，还需从持续改善农村基础条件、给予人才相应的发挥和晋升空间、提高福利待遇等方面不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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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周勇：加快推动“医康养”一体化模式落地，实现养老行业高质量发展
“医康养结合”一体化养老模式，将现代医疗服务技术与养老保障模式有效结合，实现“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养老创新，可以全面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健康养老需求，加速推进医康养结合的发展，代表着养老服务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区域级康养医疗配建设施建设，推动“医康养”一体化养老模式落地，为解决养老服务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一是加强区域配建规划，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医康养结合”的主要内容，是指增加区域级康养医疗配建设施，打造以“康养机构+社区医院”相结合的综合一体化模式，面向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在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的基础上，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服务。建议在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及旧城改造过程中，设置明确规划条件，在一定人口规模的城市片区内，配建一定规模的“医康养综合体”，出台招标制度，设置合理地价，综合考评企业运营指标和服务口碑，支持优秀运营企业获取设施，开展养老、医疗、康复一体化服务，满足本区域长者需求。
二是推进“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建议优化审批服务，加强备案管理。通过绿色通道，简化“养老机构运营许可证”“医疗机构运营许可证”和“医疗社保相关资质”手续，将三证快速提供给具备资质的养老服务企业，实现“医康养综合体”项目快速启动、稳定运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养老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将“医康养综合体”的运营权交由具备医疗资质的养老服务企业负责，或通过养老运营企业和医疗运营企业合作经营，促使养老服务企业充分调动医疗、养老服务资源，以医疗收益反哺养老部分，为社会提供稳定的“医康养”综合服务。
三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提高政策扶持力度。建议加强“医康养综合体”项目用地供应，并参照社会福利用地性质设定地价，如用地为公有产权，则可设定使用年限及使用权出让规则，吸引社会上优秀养老运营企业获取用地资源。推动税费减免、创业补贴、投融资支持等优惠扶持政策落地，降低养老项目的电、水、取暖等费用标准，为养老机构减负，增强企业运营能力。
四是完善人才支撑体系，提升行业社会地位。建议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企业内训”三级人才培训体系，健全养老服务培训机制。在养老护理类专业领域，试点实行“学历证书+护理、康复等多类岗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并给予学费和就业政策倾斜，吸纳优秀学生进入养老护理领域，良性引导社会对养老行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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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 张智富实行“去身份化”“去地域化”普惠式全民基础养老金制度，提高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障
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水平现状，总体实现了参保率高覆盖面广，但“保基本、可持续”未充分体现。
1. 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保障水平过低。
一是养老金领取水平不足以支撑年老后的最基本生活需要。以目前“颐养之家”、“幸福食堂”正在开展的农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为例，若在幸福食堂集体用餐，老年人每天吃一顿午餐，每月需支付费用在120-150元左右；吃午晚餐两顿，在240-300元左右。而按2019年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水平为每人每月 160 元左右。
二是农村老年人在年老后养老金领取水平与之前劳动收入水平之间的替代比率偏低。以2019年统计公报数据计算的给付水平，替代率约为13%。同期，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平均支付水平为每人每月近3000元，替代率约为46%。
三是农村老年人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差距过大。假如同村中有一直进城务工的农民，参加了职工养老保险，正常缴纳“五金”,按照职工养老保险的支付水平，每月近3000元，养老不成问题；而如果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月仅100多元养老金，与职工养老金差距过大。
2. 个人账户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激励机制未能充分发挥。
虽然政府对参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缴费补贴，并且多缴与少缴享受不同补贴额，但财政补贴没有拉大高低档缴费之间的差距，没有带动农民加大缴费力度。
一是缴费年限长与短对待遇影响极小，难以起到鼓励长期参保作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缴费年限超过15年者，每增加一年，一般基础养老金加发1%或者1-2元。按目前中西部省份每月平均100多元计算，每多缴一年每月才加发1-2元。”张智富说。
二是缴费档次高与低的补贴差距不大，多数参保人员选择低档缴费。“农民在投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时，可以任意选择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档次。个人缴费在100元至几千元范围内设若干个档次，同时政府也会按照缴纳档次给予一定的补贴。如调研中，江西某县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中，最低每年缴纳100元，政府补贴30元，最高每年缴纳4000元，政府补贴95元封顶。但是很多农民只选择最低档次，只是为了把政府最低档补贴锁定。”张智富说。
“因身份差别造成养老待遇区别，使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平衡性矛盾越发凸显，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村居民参保热情。”
3. 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障，建议：
一是消除城乡差距。建议实行“去身份化”“去地域化”的普惠式全民基础养老金制度，以消除城乡差距。基础养老金的构建以基本保障的公平性为价值取向，以国家财力的可持续性为前提条件。当前，可试行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中统筹基金对应的部分合并，探索建成普惠式的全民基础养老金，无差异地覆盖全体城乡居民和职工，公平共享发展成果，既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障的整体水平，同时也为进一步降低企业缴费负担释放空间。
二是提高保底水平。建议实现“保基本”大目标，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增长幅度，使基础养老金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对农村高龄老人、无子女或子女无赡养能力的老人，以及低保户、重残、五保户等弱势群体，相应提高基础养老金待遇，最大程度保障农村困难群体“老有所养”；实现“可持续”运行，对超过15年缴费期，每增加一年，基础养老金增加若干百分比，个人账户养老金另提高若干百分点，鼓励长缴多缴，充分发挥个人账户积累作用。
三是实行常态调整。建议建立基础养老金的常态化调整机制。以不低于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幅度保持基础养老金稳步提升，为养老金待遇的有效增长提供制度保障，也使参保人员稳定预期和保持信心，以达到促进个人账户积累的作用。在一体化养老体系改革完成前，适当调整中央财政对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两项养老制度的人均补助增幅，保证二者之间同步适度增长。
四是实现互助养老。以农村熟人社会为基础和家庭养老为基础的互助养老可以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养老模式，为我国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战略性选择。当前，多地正在以开展农村“颐养之家”等形式，推动农村自助互助服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又可以为村庄互助养老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充分的资源支持。建议在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对农村颐养之家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制度上给予明确，以完善其管理模式和服务标准，整合资源投入，保障资金来源，提高农村老年人基本养老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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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资深专家 梁庆凯：加快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 提前应对老龄化社会
与国外保险、基金、信托等多元化养老产品相比，我国个人养老产品结构过于单一。当前我国试点仅有保险纳入税优范围，税延型养老保险是当前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唯一形式。而且，税延型优惠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税延型养老保险实际使用对象为中高收入者，但实际税收优惠力度小、吸引力低。中低收入者工资收入未达到个税起征点，无法参与。
个人养老金发展空间巨大，现有养老保险产品也有很大提升空间，建议加快推进以账户制为主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
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建议以账户制为核心，强调享受税优政策的主体是账户持有人，而不再是产品，打破养老金产品壁垒，推动个人养老金产品多元化发展；研究提高税收优惠力度，降低领取环节的税率、下调税优门槛。
二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推进以账户制为核心的农民个人养老金试点。传统的养老产品不利于在广大农村推广。为此，在2009年建立了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为主和个人账户制度为辅的混合型制度。因此，以账户制为核心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广大农村具有群众基础。
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在养老金融领域发挥各自优势。当前，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税延型养老险，个人投资决策的灵活度较低。公募基金应发挥长期赛道和投研能力优势，保险机构应充分利用政策倾斜，银行则把握理财子公司的发展契机，金融机构特色化发展将为个人带来较高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
四是大力推动个人长期养老投资的理念普及。为了平衡灵活性和资金安全性，应为个人账户自动提供多种类型的中低风险产品组合，并在事先征询基础上设立合格默认投资选择，帮助个人养成长期养老投资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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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律师协会副会长 李宗胜：多种方式解养老难题
1. 居家养老为主
中国人有个固有心理，离不开家，在养老机构就没有家的感觉。中国人还有一种从众心理，不愿意脱离原来熟悉的环境。“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孕育出了银发经济，这为养老产业带来长期投资机会，甚至可能蕴藏的是百万亿级的消费潜力。”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即使考虑到我们依然要面临民众支付能力不足、未富先老等问题，但我国养老产业处于启蒙期，涉及领域较广，有待开发空间较大，部分领域也已初见规模，有机构预计2050年养老市场潜在规模在100万亿元左右。”
2. 医养结合成趋势
伴随我国医疗和养老产业需求的快速释放，医养结合将成为破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路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实施，居住权在物权上得以确立。这一法律制度的设计初衷之一就是解决以房养老问题，仅有法律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政策层面在把握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制定有效措施，“而由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社会养老方式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需求，目前来看，居家养老还是市场最大需求，医养结合应该考虑如何走入家庭。”
从目前操作层面看，医养结合一定程度上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政府主导多，市场化运作少；签协议、做表面文章的多，实质性合作和协同发展的少。“有些养老机构与周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签订双向转诊或提供绿色通道的协议，但并未开展实质性合作。”
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的体制机制层面还有深度重构空间。
目前，大的医疗机构主要精力和关注点都在常规性医疗服务上，有的医院本身医疗资源比较紧缺，在权衡利弊之后，对于增设老年病科和康复科勉强接受，但新办护理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
实际上，不少地区的大型医院医疗资源非常紧张，让大型医院兴办养老机构既非其本身所愿，更非市场所愿，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得不偿失。
基层医疗机构最适合兴办养老机构，但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多为公立机构，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政府全额拨款，缺乏应有的绩效奖励机制和运营自主权，加之老年群体容易发生医疗纠纷和养老业低利润等多方面的原因，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愿新办养老业务，对全面推进医养结合形成一定阻力。”
3. 养老人才多了
我国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缺口巨大，是业内毋庸置疑的现实问题。有数据显示，我国专业护理人员仅占全部护理人员的15%，其余多数为40岁以上的务工人员，或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不具备专业护理技能，缺乏操作与适应智慧养老设施与设备的能力。但是，随着政府开始加大对养老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我国养老服务人员正在向年轻化和专业化转变。
要以市场需求导向构建医养机构人才架构。“显然，现行医疗机构以医生、护士为主，我认为，医养机构就应该改变，应该由医生、康复师、护理师等组成，且允许医生采取外聘坐诊等形式。”
建议比照执业医师法以应对老龄化问题，将康复师、护理师纳入医养机构执业考核范围。“现代社会流行跨界，往往跨界会产生奇迹，既然社会需要康复师和医养性质的护理师，卫生健康部门可以制定相应的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执业规范，三百六十行，再多出几行不是问题。”
前不久，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的通知》，明确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业，促进人才有序流动。放开康复师、护理师的执业范围，允许具备康复师、护理师资格的人员受雇于个人担负家庭康复师和护理师，也是养老人才流动的有效手段。
“要采取有效措施对上述人员进行管理和考核，制订行为规范。这样，会最大程度上满足中国老人居家养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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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 白岩松：60岁-70岁退休人员对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进行三年为周期的准志愿服务
针对延迟退休，我一方面支持，另一方面我希望决策者听听更多人的建议。
第一，我特别希望延迟退休加入一个“自愿原则”。我的同学中已经有人在考虑退休了，他们其中有比例人愿意在本单位退休，甚至是尽早退休，而不希望延迟退休。60岁退休后，他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第二，我们要注意60岁到70岁这个年龄层的人才利用问题。根据中国现有健康水准，60岁到70岁是一个庞大人群，这批人依然可以用“年富力强”来形容。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退休后可以去为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以准志愿者的身份去进行教育、科研、文化等各方面帮扶。而国家和政府对此也有一定的购买服务需求。
但这种帮扶要以三年为周期。教育是一个长期过程，现实中很多支教老师不到半年就走了，孩子们的伤心是难免的，打击也非常大。三年是一个合理性教育周期。
有了自愿原则、有了双向选择，为西北、西南、东北搭建起人才供给平台，可以很好地解决人才空心化和外流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挺温暖的提案，蕴藏着一个游子对家乡的反哺。对很多西北、西南、东北口出来的人才，也许在他60岁没有退休之前，是很难帮扶家乡的。但60岁退休之后，他可以选择做三年的“准志愿者”，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从事教育、科研、人才、医疗等。我觉得这是中国该考虑的一件事情。